Slivers

凌晨三点十八分。

我正要去杀一个人。

橘色街灯抚过每一个夜行人疲惫的双眼，寒风凛冽。

我把脸往围巾里埋进一点，大衣口袋里的右手握紧一把左轮手枪。鞋跟叩击在人行道的砖面，发出深沉而平稳的声响。身旁不断后退的草木缄默不语，寒冷凝结在叶面的灰尘上。

我正要去杀一个人。

 

 

白昼是喧嚣的，白昼它属于城市，属于吵闹的浮尘，属于此消彼长生生不息的消费与生产。它栖身在每一个路口的信号灯里，每一辆汽车的胎隙的污泥里，每一双忙碌而短浅的目光里。它对于那些下贱而容易生长的作物，那些外来入侵的品种，以及其他逃避统治的漫游者，下达着永久的封杀和驱逐令。

 

 

途径夜晚的狂风突然肆虐，倏而又隐去不见。我险些扣下因久握而炙热的扳机。

下定决心去杀一个人，像是完成一件复杂而精致的艺术，去构思时间地点方式，让想象力编织出每一个细节。透过想象的目镜，将物镜另一头的画面具象、放大。

看见拔枪时手臂在空中划过的轨迹，受害者失衡后跌的滑稽姿势。那颗子弹，撕破冰冷的空气，气浪在触到肌肤之前就将那正在形成的惊惧表情击碎。子弹击穿了颅骨，因筋肉的阻拦而开始旋转，它把脑组织搅烂，脑浆和血液四散飞溅，一粒眼珠拖曳着神经一往无前地向我扑来。

我正在让这一切发生。

 

 

事件究竟怎样发生？

这个问题并不是对于事件发生的方式的提问，而是对事件“发生”这一命题本身的直接质疑。事件并不发生在当下，“发生”这个词一旦构成事实便已成为历史，“发生”的历史应该怎样论证？论据是完成论证的前提的话，又是谁对论据提出证明？既然我们一切理论的宫殿都基于几条尚未被论证的公理，那么事实的存在同样蛮横无理。

如果我已看见事件的发生，我的手已经感到了血液蒸干的黏腻，是否已将发生变为现实。

荒诞的夜晚，我在独行时怀疑起统治着世界万物的公理。

 

 

城市是属于夜晚的。

夜晚的魅力在于隐匿，在于虚伪，她借此赋予真实以存在的权利。她被用于寻欢，被用于做梦，不论在现实中还是在梦境里。她让人从事务中解放，高举着本应该忙于谋生的双手，理直气壮地用于贪享。她是庇护所，是安逸的温床，是装满红酒的泳池，众生万象，皆在她广博的胸怀中吮吸着欲念的乳汁。

夜晚，汽车扬起又被灯光照亮的浮尘。

我正在杀一个人。

 

 

我见到了我的受害人。

没有办法，我对自己说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既然发生引起了疑惑，那么只有毁灭才能让它终结。我的受害人，裸露着洁白的脖颈，夜风从两侧将长发扬起。眼皮半张着看向远处，鲜红的嘴唇叼着一支纸烟。

她那么美。我驻足欣赏，我们之间隔着七秒红灯。美，就是意义所在。

 

 

我们谈论毁灭的时候，是否想起过毁灭的物象？细思这个问题，就会发现造词者险恶的用心，又或者说是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——我们只毁灭美好的东西，美赋予毁灭以存在的意义。然而，当毁灭的宏大力量，被缩减至个体的量级，又会发生些什么？

我正在杀一个人。

 

 

地面上映出了绿色的光芒。信号灯上的符号小人机械地摆动手脚——我曾疑心那是不是一个受囚的灵魂。但这不重要了，一切都不重要了，所有疑虑、思索、欢乐、悲伤，所有辗转难眠的时刻，所有烂醉如泥的夜晚，只要是为了清偿痛苦的高债，全部都可以变卖兑现。我的受害人，用半眯的眼睛看着我，嘴角有一丝笑意。

这不对，她不该看见我。我被突如其来的恐惧慑住了，不该是这样，不该。

可我，我已经越过了绿色的灵魂，踏过了阴阳两界，退路已经决然断绝。她却注视着我，带着恼人的笑。

也好，这样也好，有所准备吧。我愤恨地想，攥紧左轮手枪，手臂像是被什么东西绑住了，有种异样的堵塞感。我大步向前走，鞋跟叩击在地面，我听见自己喉咙深处有野兽一样紊乱的呼吸。

拔出枪，抵在额头上。只是吐出了最后一口烟气，把烟蒂在脚下碾灭。扣下扳机，枪声响了，响彻夜空之下每一个角落。在流泪，急促地呼吸，手枪脱手掉落在地，汗滴沿着指尖落下。

我杀了一个人。

 

 

我知道有人在哭泣，我不知道那是我。泪水和汗水混合在一起，滑进嘴角。我尝到了混杂着口红的怪异味道，长发落进脖颈，传来瘙痒的触感。

我忽然找不到我的受害人、我的手枪和我的鲜血了。浓郁的悲伤笼罩了我，我失声痛哭，不能自已。

寒夜里，一株没有叶片的老树，它的枝桠怪诞地伸张，目击了这场蓄谋已久的恶毒谋杀。